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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学派简介

浙中学派简介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与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

此外,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不小影响,而且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因而所谓浙中学派实际上受到王阳明的直接影响。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

浙中王门学派认为“良知”说是当世学术的精髓。

认为,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以唤醒人心,求“仁”就是孔氏学说的精髓;战国时期,孟子又提出“义”,没有“义”,“仁”无由达到,“义”便是孟子学说的精髓;晋梁以来,佛老泛滥,宋儒遣复古礼,执“礼”便是宋儒学说的精髓;王守仁提出“良知”,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学术的精髓。(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学术精髓都是因时而立。

该派固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主张“和而不倡”,说:“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故曰‘乃见天则,有凶有咎,皆起于倡”。

认为“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框定世界万物的规矩或标准,一言蔽之,是“先天统后天”。还说:“谨独(慎独)即是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

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

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一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

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

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

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王的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

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

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

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

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至于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除了上述与王畿的争论外,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

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只此知之精粹也。

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曾说,"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动。"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王学浙中学派的另一重要传人是黄绾。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学,后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以为简捷直接,圣学无疑,遂以阳明为师,称门弟子。

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学,以为王学是禅学,其空虚之蔽,误人非细。于是对王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的说法,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因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发挥得其正,而不能强去之。

他又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如何统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

因此从黄绾的思想倾向里,不仅透露出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危机,而且预示着与心学、理学相对待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勃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与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

此外,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不小影响,而且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因而所谓浙中学派实际上受到王阳明的直接影响。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

浙中王门学派认为“良知”说是当世学术的精髓。

认为,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以唤醒人心,求“仁”就是孔氏学说的精髓;战国时期,孟子又提出“义”,没有“义”,“仁”无由达到,“义”便是孟子学说的精髓;晋梁以来,佛老泛滥,宋儒遣复古礼,执“礼”便是宋儒学说的精髓;王守仁提出“良知”,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学术的精髓。(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学术精髓都是因时而立。

该派固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主张“和而不倡”,说:“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故曰‘乃见天则,有凶有咎,皆起于倡”。

认为“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框定世界万物的规矩或标准,一言蔽之,是“先天统后天”。还说:“谨独(慎独)即是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

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

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一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

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

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

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王的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

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

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

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

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至于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除了上述与王畿的争论外,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

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只此知之精粹也。

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曾说,"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动。"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王学浙中学派的另一重要传人是黄绾。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学,后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以为简捷直接,圣学无疑,遂以阳明为师,称门弟子。

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学,以为王学是禅学,其空虚之蔽,误人非细。于是对王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的说法,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因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发挥得其正,而不能强去之。

他又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如何统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

因此从黄绾的思想倾向里,不仅透露出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危机,而且预示着与心学、理学相对待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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