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至明朝,陈献章开启先河,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陈献章之后,湛若水和王守仁是明代中晚期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其心学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而王守仁(即王阳明)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其中阳明心学最为著名。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明显不同。
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
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
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
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位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最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
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
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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