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时期的经解共138种,纳兰性德自撰两种,共计1800卷。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籍铺,一版再版。
《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经解138种,纳兰成德自撰2种,共计1800卷。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籍铺,一版再版。经师、通儒都以拥有这么一部大型丛书为幸。尤其是乾隆皇帝,认为“是书荟萃诸家,典瞻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因此,他借助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命令馆臣将《通志堂经解》“版片漫漶断阙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并作为《四库》底本刊布流传,用以“嘉惠儒林”。
由于纳兰成德的父亲明珠曾结党营私、弟弟揆叙曾卷入皇子争夺储位斗争中、女婿年羹尧又因犯下重逆之罪被雍正帝处死等原因,乾隆帝一向对纳兰家族怀有成见。他否定纳兰成德《经解》的校订权,有其个人成见作祟。这样的异议难以使人信服,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就说:“然则《通志堂经解》一书,或不尽为徐氏代刻之,百年公论,后世自有知者。”查考了纳兰成德、徐乾学、朱彝尊等人的著述,审其情实,纳兰成德应是辑刻《通志堂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和参与者。
资助辑编
纳兰成德的父亲明珠是当朝宰辅,货贿山积,日进斗金,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纳兰成德经常从家里拿出重金来,帮助一些侘傺困郁的汉族士子脱危解难。辑编《通志堂经解》时,他又一次主动请求“捐资”,据说当时“畀徐健庵尚书费资四十万金”。
这笔钱除了用于置办纸、墨、和刻印工具外,主要用来组织刻工队伍。《通志堂经解》原版版心下端镌有刻工姓名,粗略统计一下约有二百余人,单凭徐乾学当时的力量,是难以组织起如此规模的刻工队伍,只有纳兰成德父亲明珠才有此能量。而且这些刻工,都是名手。
据专家鉴定,《通志堂经解》为清初软体字写刻本,所书字体优美端秀,所用纸墨莹洁光润,颇有宋椠遗韵。这种字体,非欧非颜,非柳非赵,当时称为“馆阁体”,非精工良匠难以刻成,清初武英殿刻本(俗称殿本)用的就是这种字体,笔者由此怀疑《经解》的刊刻与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明珠有直接关系。
据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记载“昆山徐氏刻《经解》,多秘本,仿佛宋椠本,卷帙亦多,闻其版亦收贮内府。”《经解》倘若为徐乾学组织刻工刊刻,刻板应收贮在“传是楼”(徐乾学的藏书楼),何以竟在内府出现?这说明《通志堂经解》的刊刻动用了武英殿刻工。《经解》完工后,刻板被这批刻工带到内府。《经解》的刊刻明里是徐乾学主持,暗里实由明珠在操纵。
参与者
纳兰成德参与部分《经解》书的校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证之于他的好友朱彝尊的著述。朱彝尊也是辑刻《经解》的参与者,他曾向纳兰成德提供了“曝书亭”所藏“经解”书,如吴澄《今文尚书纂言》,据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载:“曝书亭旧藏明嘉庆己酉顾应祥刊本,通志堂即依此付雕。”卷首有朱彝尊题识云:
是书购之海盐郑氏,简端所书犹是端简公手迹也。会通志堂刻《经苑》,以此畀之。既而索还存之笥。壬申岁归田,检椟中藏本,半已散失,幸此书仅存。又七年,曝书于亭南,因识。竹垞七十一翁。
朱彝尊还为部分《经解》写了序言,如《周易易海撮要序》、《易璇玑序》、《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雪山王氏诗总闻序》等,均出自朱彝尊之手。但在“通志堂”诸书初刊时,这些序跋却“刻在成德名下”,惟有《刘公是春秋权衡序》后还署有“康熙甲寅十月后学秀水朱彝尊序”的落款。作为参与者,朱彝尊对《经解》成书情况了解的最清楚,尽管他对徐乾学将自己写的序跋刻在成德名下的做法很有意见,(他曾把这事透露给理学家陆陇其,陆陇其在日记中添油加醋,一笔抹杀纳兰成德辑编《经解》的功绩),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对待纳兰成德在辑编《经解》中的贡献。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编成的《经义考》中,就著录了纳兰成德写的部分《经解序》,如《石涧俞氏大易集说序》(见《经义考》卷四十)、《王鲁斋诗疑序》(见《经义考》一百十)、《书张文潜诗说后》(见《经义考》卷一百四)、《东岩周礼订义序》(见《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四)等,在这些序文开头,均醒目的标出:“成德曰”云云,这就肯定了纳兰成德也参与了对部分经解书的修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收入到《经解》中的纳兰成德自编书《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和《礼记陈氏集说补正》,在编著权问题上存有更大的争议。而朱彝尊在不仅在《经义考》卷六十八著录了纳兰成德《大易集义粹言序》全文,而且自己也写了一篇《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收在《曝书亭集》卷三四。朱彝尊在《序》里叙述了《大易集义粹言》成书经过,帮我们廓清了争议的迷雾。他说:
吾友纳兰侍卫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与馆选,有感消息盈虚之理,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种《粹言》、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有取焉,合而订之,成八十卷。择焉精,语焉详,庶几哉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乎。刑部尚书昆山徐公嘉其志,许镂版,布诸通都大邑,用示学者。
所谓“消息盈虚之理”,指的是论述事物的盛衰变化或行为的出入进退。《易·丰》有“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等句,它辨证的启示着读者:人在吉顺时,常常会因此而得意忘形以至于招致灾难;反之,人在困逆时,又往往会因警惕自守而带来吉顺。纳兰性德十九岁参加会试,适患寒疾,未与廷对,心情当然不会好受,曾写下“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的诗句。
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态,因为他从《易经》中感悟“消息盈虚之理”,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潜心向学,刻苦研读。由此他对《周易》发生了兴趣,在广泛收集《易》义的基础上,取宋陈隆山《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种《大易粹言》七十卷合而订之,删去二书之重复,补陈书之《系辞》以下,且于陈书所集之二十家中,删八家而补六家,间以“臆见考其原委,定其体例”,编成此书。
其书“理”、“数”兼陈,不主一家之说。宋儒微义,略备于此。与朱彝尊《序》表述一致,纳兰性德在《大易集义粹言序》中亦说:“书成,请正于座主徐先生,先生曰:‘善’。命梓之,附诸《经解》之末。”已经很请楚地说明了《大易集义粹言》成书的前因后果,《大易集义粹言》全书虽有八十卷,但编多著少,依纳兰性德的才华完全可以胜任,书成后,纳兰性德才出示给徐乾学,得到他的称赞,并作出收入到《经解》中的决定。可是偏偏有人在纳兰性德去世以后,生造出此书稿本是出自陆元辅的传言。
许多人怀疑纳兰成德年少博植,非穷经皓首之通儒,难能成就此书,也就接受了这个传言。朱彝尊也闻知此言,所以他在《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中特举了魏晋时期少年奇才玄学家王弼的例子:
昔王辅嗣(弼)注《易》,每取旧解所悟者,多深斥阴阳、灾异、小数、曲学,专明人事。论者谓其独冠古今,出荀、刘、马、郑之上。顾官止尚书郎,年仅二十四而夭,说经者恒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风骚、乐府、书法。即其会粹二书,不专言理,变占象数并收,补《大传》训注之阕,虽老儒亦逊焉。岂意短命而终,读其书,不禁兰摧而蕙叹也。
王弼少年即享高名,好谈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风气,竞事清谈。其注《易》偏重哲理,扫除汉代经学烦琐之风。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历史上已有少年才子独冠古今的先例,纳兰性德荟萃二书成巨帙也就不奇怪了。朱彝尊以王弼比拟成德,是对纳兰成德编著权的辩解与肯定。
收入到《经解》中的纳兰成德另一自编书《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有人说亦为陆元辅著,“徐氏(乾学)以三百金买之,刻在成德名下。”而在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六,不仅著录为“纳兰氏成德著”,还引用了纳兰成德另一好友严绳孙对此书的评价:
《礼记》不以卫氏《集说》颁诸学宫,而专用陈氏《集说》取士,此苟且之图也。容若为补正之,习《礼》者试一取证,非小补矣。
由此合证,《礼记陈氏集说补正》的编著权也应归到纳兰成德名下。
当然,纳兰成德在编校《经解》过程中,得到了徐乾学、朱彝尊、严绳孙、顾湄、陆元辅的悉心指导和大量帮助。他写的《经解序》有许多是在师友们讲授指点下完成的。纳兰成德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在《经解总序》已经说明这部书是“与同志雕版行世”而成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成德将其藏书室“花间草堂”改葺为“通志堂”,又冠为《经解》之名。所谓“通志”者,“志趣相通”也。即有徐乾学在《经解序》中所说的“同志群相助成”和纳兰成德在《经解序》中所说的“与同志雕版行世”之义。
综上所说,纳兰成德是辑编《经解》的倡始者、资助者、参与者,并非坐享其成,假人代刻,而是但任着主编的角色。署《通志堂经解》为“纳兰成德校订”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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