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中,《洛神赋图》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洛神赋图》在布局上采用了连续多幅画面表现一个完整情节的手法,类似于当代的连环画,在构图上运用了卷轴的形式,便于阅览,完整且统一。《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绘画始祖”。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战乱频繁,复杂多变而又分裂的时期。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虽带来了经济的普遍衰退,却反而前所未有的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和内涵。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一个自由解放、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尤其人物画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依托于文学创作产生了快速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动乱,北人南迁加之外族的侵袭形成南北和各民族之间生活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敦煌北魏时期的壁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形象已经在外来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南方的绘画同样也深受宗教题材的影响变得更加虔诚而丰富。
早在秦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人物画必然被统治者当作宣传政教的工具,因为山水画和花鸟画无法很直观的教育人们该如何做才能符合上层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只有把人物的行为举止很形象的刻画出来才能被群众普遍接受并以其为行动指南。这多少加强了人们对人物画的重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虽然便于保存的卷轴画比较少见,但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象砖上依稀看到其影子,比如东汉明帝在洛阳云台画功臣像等等。
可以说魏晋以前的人物画基本还处在实用的功能,到了魏晋时期,儒家思想依然作为统治者专制工具而存在,那股从汉代“定儒家为一尊”的政教伦理风气尚带着强大的惯性而对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论是曹植绘画“存乎鉴者”的作用,还是王煽画孔子弟子图以励人的愿望,都是儒家入世教化思想的反映。就是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只是也还处在教化的实用功能。
但这以后,社会的衰微、国家的解体、人之生命的朝不保夕,使得作为统治思想和社会胶合剂的儒家观念逐渐丧失其作用而趋中衰,那种以道释儒而实为道家观念的玄学便应运而生。由于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出现,写了大量的理论作品,包括顾恺之在内,人物画也因此进入到了审美的高级阶段。在《洛神赋图》中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洛神赋图》是顾恺之在某一天偶然读到友人送来的三国时代(公元220——公元280年)文学家曹植写的《洛神赋》有感而作的。曹植的原文借对梦幻之境中人神恋爱的追求,抒发了爱情失意的自我感伤。顾恺之以其丰富的想像力和艺术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传达出无限惆怅的情意和哀伤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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