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对敦煌壁画的影响

敦煌壁画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在这方面，古代画家们立下了丰功伟绩。值得称道的，是在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艺术时他们那种宏伟的气魄和抉择精严的态度。

季羡林先生曾这样总结：“世界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和罗马西方文化体系。前三者是东方文化体系群，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群。从敦煌发展过程看，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敦煌与佛教文化交流，而印度文化南丁先天的地域性，便形成印度与希腊、罗马、伊斯兰文化相交流。因此，敦煌艺术是四大文化交流的成果，是世界艺术的宝库和丝绸之路上的一道靓丽的奇葩。”

据刘志安编著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一书中的史料研究来看，敦煌自古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统治在边陲的一个重要防所。唐朝统治期间，通过一系列的移民运动和政治经济措施，使得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这使得敦煌早期壁画和雕塑几乎完全受到了西域风格的影响。伴随着中亚传道上在丝绸之路上的努力，大量的艺术作品不断传人中原，带动了中西文化艺术与通商贸易的交流。

自汉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后，敦煌与西域的关系便十分密切。在唐代壁画中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画面甚多，特别是莫高窟第158窟释迦牟尼涅槃像四周集中绘制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族人民。壁画上不仅生动的描绘了释迦牟尼涅槃后圣众的悲痛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西域各国国王衣饰打扮和风俗礼仪。

敦煌壁画对外来艺术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人体解剖

如果把十六国时代的墓室画与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相比，可以发现：墓画人物多宽袍大袖，造型简略．而对人体解剖不签注意，象征性装饰性的味道较浓；敦煌壁画人物多半裸或裸体，描写细致，人体比例和解较准确，因而真实感较强。同一时期，同为中国画家所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是中国绘画与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西方绘画，同于两个不同体系。中国以写意著称，西方以写实见长。

中原绘画，以儒家礼教思想为基础，讲道德，尚伦理，穿深衣大袍，蔽体深远，笼形体于衣内，因而人物形象不见骨筋，不重立体感，着重表现“寓形寄意”的象征性的装饰美。魏晋十六国墓画即属于这一体系。

敦煌壁画直接受到龟兹壁画的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而龟兹壁疏又直接传自于印度和阿富汗。印度、阿富汗的佛教艺术里则早已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营养。因此壁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菩萨，比例适度，解剖合理，姿态优美，手式纤巧，真实地表现了人体美。这种写实手法，为敦煌画家所接受，大大地加强了壁画人物解剖的合理性，弥补了汉晋绘画之不足，促成了新的民族风格的成长。

西域晕染法

我国绘画起初不事晕染，战国时代开始在人物顶部饰以红点。两汉时代才在人物面部两颊晕染红色，以表现面部的色泽，但立体感不强。西域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均以朱红通身晕染，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鼻梁涂以白粉，以尔隆起和明亮。这种传白印度的凹凸法，到了西域为之一变，出现了一面受光的晕染；到了敦煌又有所改进，并使之与民族传统的晕染相融合，逐步地创造了既表现人物面部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新的晕染法，至唐而达到极盛。

正如画史上评吴进子的壁画时所说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道子之画如塑然”。所以段成式赞叹吴进子的画是“风云将逗人，鬼神若脱壁。”这样的形象，在敦煌壁画里比比皆是。这种新的晕染法，促使壁画的写实风格不断地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