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文渊阁是用来干什么的

文渊阁位于北京市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坐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历史

明代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

永乐六年(1408年)，《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代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

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