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派”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便有的。当高、陈三位自日本学成归国,以崭新的风貌而令画坛场侧目的时候,他们是自称为“折衷派”的。这名称有个来历。《史记·孔子世家·赞》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折中,就是折衷,取正的意思。高、陈几位用来表示自己酌取众长而得其中正的艺术观点。
如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十一期里,编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图”便标明“折衷派”。稍后,又称为“新派”或“新国画派”。如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陈作品合集,便命名《新画选》;1929年出版的《良友画报》三十八期上,高奇峰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国画”;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里,则自称“新国画”,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对他们亦采用同样的称呼。还有称之为“革命画派”的。
俞剑华在1934年撰文道:“广东二高(高剑父、高奇峰)参用日本画法以画国画,一洗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泼色,光怪陆离,色彩斑斓,遂以新派自命,而又尝从事革命工作,遂有革命画派之目。”另外,尚有“新宋院派”、“新文人画派”种种名目。最笼统、最含糊的称呼莫过于把自古及今(包括二高)的广东画家一锅端,通通算作“广东画派”的了,如今人李涤尘的《鉴别画考证要览》一书便是那么做的。
至于在今天普遍通行的“岭南画派”一名,则迟至1948年才出现(用黄志坚说)。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约定俗成”说,一种是“自己商量”说,还有一种是“北方来源”说。
第一说云:“关于‘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并不是哪个岭南画家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群众创造的。当年高剑父先生留学日本,受到日本画家参酌西方绘画以革新日本画的启发,同时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热斗争的洗礼,于是立志对固有的旧中国画进行革新。
他和陈树人、高奇峰先生以异军突起之势,揭起新国画的旗帜,以自己的天才功力和崭新的画风,给当时画坛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时人为表示敬仰,称他们为岭南三杰。后来‘岭南画派’这个名称,也就约定俗成地保留下来了。”“当年”‘二高一陈’被时人尊为‘岭南三杰’,并因此引申出‘岭南画派’的称号,其实也是人们沿着习惯的思路,犹如称‘扬州八怪’为‘扬州国派’一样。”
其余两说则见于香港赵世光的《岭南画派界说及其发展导向》一文。其中“自己商量”说已见前引;“另一说则是解放后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大师到北京画展,当地报刊因其来自岭南,故一致宣传为‘岭南派’,并把其师称为岭南画派的始创者”。同属“北方来源”的还另有不同的一说:“‘岭南派’这一带有地方色彩的称谓,是建国初期,由郑振铎依北方人的习惯,在中国近百年绘画到海外展览时,撰文介绍时冠上的,后来便加以沿用。”
评断一下各说的是非,如果真是“在1948年以前,还没有‘岭南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高奇峰早在1933年已去世,当时尚未有“岭南画派”之名,何来三人商量之事?可见那一说是不可信的。另外“北方来源”之说亦靠不住,因为它们的时间都在解放以后,比1948年要迟了好几年。可见,揆之以理,只有“约定俗成”一说比较可信。
回到派名争议的问题上来。那么多顶“帽子”,又是“折衷派”,又是“新派”、“革命派”,又是“岭南派”……到底哪顶最合适呢?是否非得恢复“折衷派”的名称,便不能“体现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呢?
“新派”、“革命派”今天是不好再叫的了,至于“折衷派”一名,固然可以显示它“吸收外来营养”的偏于技术性方面的特点,却仍然难以体现它“艺术革命”的全部宗旨,尤其是有关“艺术与人生”的重要内容。再从这一画派的实际情况看,它发源于岭南地区,创始人及其他主要成员又都是岭南人,而今天这个画派的“大本营”仍在岭南一带,那么,按中外画派命名的第一条通则,称为“岭南画派”还是比较适当的。
可是,为什么外国现代的一些美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等,又多据艺术表现特点命名呢?须知那些都是重形式的画派,所以那样取名是理所当然。但岭南画派不同,它是形式与内容并重的画派。假使勉强效法国外表现主义的现代诸流派,定要拥“折衷”命名之,那岂不是有违自己画派的本旨?从逻辑学、词汇学的角度看,“名”与“实”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多元的、可变的,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的。“岭南画派”这一名称只要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它身然便具有了如上所述的内涵。
正如“扬州八怪”、“上海派”等也有它们的包括内容风格、技巧形式等各种艺术追求在内的特定含义一样。所以我们说,担心本画派一旦冠以“岭南”之名,便会显不出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或容易使人产生“以为只是狭窄的地区性的画家集团”的误解,其实都是过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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