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历史起源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西周王朝的国都是丰京和镐京，在历史上一起并称为“丰镐”，周公制礼作乐由丰镐开始。

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载：“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周代的礼制。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起源

社会背景

现代学者郭沫若认为：“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

“礼”在甲骨文中是个会意字，原作“丰”，是由祭祀中奉献鬼神的礼器引申为祭祀鬼神之仪式的。事神仪式（礼）与事神歌舞（乐）的结合，也就是“礼乐”的初义。尽管“礼乐”这一概念的深层含义及其复杂的思想内容直到西周才确立，但作为事神仪式的礼乐实践，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形成于“三代”，西周定型和成熟，并为后世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关于礼乐起源的因，古代经典多有论述，而以荀子所作《礼论》和《乐论》最为典型。

荀子的礼源论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荀子的乐源论是：“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经济背景

礼乐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是礼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经济社会基础与西方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和城邦社会基础根本不同，因而造就了中华礼乐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孝道尊祖与和谐合作；后者则强调信奉神与自由竞争。

政治背景

从夏到商，五帝时代的巫祝文化发展至极盛并由盛而衰，与此相伴随的是礼乐文化的孕育和成长。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的出现及对其所作的研究，呈现出一幅从巫祝文化称盛到礼乐文化孕生、确立的历史场景。夏人“遵命”；殷人“尊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此而称夏文化为“遵命文化”，殷商文化为“尊神文化”。

在夏、商“尊命”和“尊神”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五帝时代，礼乐虽已萌生并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礼乐主要是作为辅助宗教性政治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就是说，那时的礼乐文化是笼罩在巫术宗教的氛围中发展。周人则“尊礼尚施”。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不问苍生问鬼神，崇信鬼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占卜，礼仪用乐、甚至用多少乐工，也常常要卜问神鬼才能决定，这就是殷墟为何出土的甲骨数量如此庞大的原因。殷人利用宗教维持统治，全然以神鬼的威严来压制和恐吓人民，其礼乐的意义是着眼于处理人与神鬼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而殷商也就是一个原始的教国。

二十世纪初，考古学者在殷墟发现了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出土人骨将近六百具，其中的两个坑内还埋有十七具惨死的幼童。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典礼。殷商统治者敬畏天象，而草菅人命，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殷商晚期，巫觋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直到武王伐纣从政治上对商进行了彻底革命，周公又用周礼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商进行了彻底革命，断绝了传续千百年巫觋主导国家一切事务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