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法寺碑原石已佚,传世宋拓本仅临川李宗瀚所藏钤有贾似道“魏国公印”。著录首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这块碑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
启法寺,开皇四年(584)四月一日齐州刺史韦世康奉诏复建,初名“光福禅房”,后改“启法寺”,即宋之“龙兴寺”。隋民部员外侍郎福嗣兄弟为志,其父韦世康造寺事,于仁寿二年(602)十二月十五日立碑,周彪撰文,丁道护书丹,李宝刻字,赵励等人题名。此碑楷书,其书法工整典雅,笔法精熟,为丁道护的代表作。
启法寺碑原石已佚,传世宋拓本仅临川李宗瀚所藏钤有贾似道“魏国公印”。著录首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启法寺碑于隋文帝仁寿二年立于湖北襄阳,是隋代诸碑中少数有书人署名的。丁道护这块碑是极成熟的楷书,间架平正,法度谨严,实为唐楷之先导,就算放在唐楷间也丝毫不逊色,可隐约见到唐代书家之笔法。
碑湖北襄阳,亡佚已久,北宋时即为人所见重。现仅存惟一拓本,已流传日本。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国(安徽省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宋蔡襄评《启法寺碑》语:“此书兼后魏遗法。……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
(《蔡忠惠集》)米芾《海岳名言》云:“首护所书启法寺碑,冠绝一时,蔡君谟题跋极许可之,谓腾薜纯陀也。”阮元《北碑南帖论》以为丁道护与房彦谦并出北派,有“方严遒劲,不类世南”之评。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故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国(今安徽毫县)人。隋文帝时书家。官襄州祭酒从事。擅长真书,溢妍华致,在当时名声颇大,对初唐真书颇有影响。明丰坊《书诀》列记钟、王以来善书者,隋四人,丁道护名在其三。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
有刻本《启法兴国寺碑》,传世有剪裱拓本,为传世仅存唯一拓本孤本,已流日本。
作品赏析
隋代是南北朝书法的交汇融合与发展时期,也是唐代楷书规模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的书风,从总体上来看,是实现着从拙朴向精美、荒率向规整的转换,这转换,标志着书法艺术的目愈成熟,同时也正是由于转换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隋代书法有着较大程度的自由和选择。即使是出自丁道护一个之手的两件作品,亦存有不同。
赵孟坚曾比较丁道护所书的《启法寺碑》与《兴国寺碑》,认为:“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下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启法寺碑》用笔精到,点画规整,线条劲挺,结字方整,恰如陆薛所云:“启法寺碑审其用笔,淬厉仍归浑朴,洗六朝之余习,开欧褚之先声。”从字的势态上看,健挺之中寓柔和散逸的笔调,这显然是朴拙的隶体的遗韵。而宽绰的结体,则是延续着六朝碑刻的旧习。
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唐宋元明,《启法寺碑》为后世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历史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境界。
启法寺碑稍后于兴国寺碑,兴国寺碑碑文为隋内史令李德林所写。李德林是当时著名学者、文章家。碑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六年(586年)。兴国寺即后来的延庆寺,故址在望楚山(一说在谷隐山)。唐懿宗咸通时襄州刺史蒋请复为延庆寺,得到朝廷同意。扩建后立有《襄州刺史蒋先庙碑》。郑处晦撰文,柳公权正书。郑处晦,字延美。
《旧唐书》本传说他“文章秀拔,早为士友所推”,“方雅好古,勤于著述,撰集至多”。柳公权,字诚悬。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兴国寺清代初年曾经重建,新中国成立前夕尚存正殿三间,其基址尚存,但不知这些珍贵碑刻尚在否?
启法寺碑文为汝南人周彪所撰,立于隋文帝杨坚仁寿二年(602年),其寺即后来的龙兴寺,故址在襄阳城南隅。启法寺碑,亡佚已久。北宋时即为书法家所重,欧阳修、曾巩、米芾、黄伯思等都有所论及。现存唯一拓本,已流传日本。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写道:“右启法寺碑,丁道护书……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欧阳询)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每执卷茫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
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正明(应为后梁贞明)中人所藏。”“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正谓此也。”可见,欧阳修是把启法寺碑帖视为至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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