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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的作用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的作用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

顺治时期

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

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

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

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雍正十一年

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

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

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

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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