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
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许多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于是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
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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