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示复生》不同观点赏析

《狱中示复生》是林旭的绝命诗，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狱中的林旭写此诗给谭嗣同，诗写得比较含蓄，颇具宋诗技巧。

原文

狱中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背景

《狱中示复生》，为“戊戌六君子”中之暾谷林旭所作。《狱中示复生》可以说是林旭的绝命诗，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林旭被捕入狱，这首诗是林旭在狱中写给谭嗣同的，诗写得比较含蓄，颇具宋诗技巧。

康有为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王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

鉴赏

观点一

原诗“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前二句是讲青蒲饮泣与慷慨赴死同样的无补于国，难报皇恩。后二句“千里草”与“本初健者”二典均出《后汉书》，董卓在朝中专权时，有民谣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是说董卓的日子长不了，“本初健者”是董卓要想废掉汉帝另立，与袁绍商议，袁不同意，董卓就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报之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然后“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以上分别见《后汉书》《五行志》及《董卓传》，所以二句意思应是我虽认为董卓是长不了的，但袁绍这样公开与他顶撞也不好，那么，以古喻今，千里草应指反对维新的后党，本初则应指维新志士。

西凉军阀董卓是汉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北洋军阀袁世凯是清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董卓和袁世凯的乱举，加重了他们时代的灾难深重，民众痛苦难堪，水深火热。董卓和袁世凯试图“猴子称大王”，模仿那些诸侯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风采。结果是酿成他们自己遗臭万年的悲剧性结局。董卓和袁世凯的悲剧，主要在于逆势而为，而形势比人强，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凯这般的强人，也难以与形势抗衡。董卓与袁世凯权倾一时，但不谙基本面时势，亦在劫难逃。

爱新觉罗·溥仪-汉献帝，董卓-袁世凯，李傕-段祺瑞，郭汜-冯国璋，张济-张作霖，樊稠-张勋，李儒-徐树铮，吕布-冯玉祥，张绣-曹锟，贾诩-吴佩孚。

观点二

《狱中示复生》可以说是林旭的绝命诗。全诗如下：“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愿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诗写得比较含蓄，颇具宋诗技巧。首句用典，“青蒲”典出《汉书》卷82《史丹传》，原指忠臣伏在青蒲团上强谏军国大事，此指事败已无力回天。次句以“国士”隐指光绪帝，意谓即使慷慨就义，亦难酬报光绪帝知遇之恩。“千里草”是“董”字的拆字，暗指董福祥。据载，在变法维新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林旭与谭嗣同在用武上意见不一致。

林旭主张动用提督董福祥的部队，而谭嗣同则主张求助于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出卖。本初是袁绍的字，此借指袁世凯。陈衍评曰：“千里草二语，实有论议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前，吾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时揣摩后山（陈师道）绝句深有得者，岂能为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观点三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闲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适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达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惟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既非光绪，自是慈禧。

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

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惟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一百四袁绍传：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

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网上收集整理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涵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

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狱中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

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