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人碑的简介

元佑党人碑又称元佑党籍碑，宋徽宗崇宁元年间，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将司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佑党人碑、党人碑。元佑党人碑都已毁去，现存“国家一级文物”元佑党人碑为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的“墨宝”;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宋徽宗时期，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允许，不得内徙。

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绍圣之法，并立碑于端礼门，书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状，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后，当年被列为元佑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了一块碑，它是现存两块的元佑党籍碑之一，对于研究宋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诗:“海内竞传《高士传》，朝廷谁诉党人碑。”

柳亚子《感事呈冶公用进退格》诗:“千载炎凉廷尉客，一门生死党人碑。”

参阅《宋史·徽宗纪》、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等。

据史籍记载，有关元佑党人的刻石曾有三块:一是崇宁元年(1102年)由徽宗赵佶用真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被毁;二是崇宁二年由蔡京书写，勒令诸州据以刊刻，次年也奉诏毁去;三是置于文德殿外的那块，崇宁五年下诏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碑石也被毁弃。曾立于各州县的党人碑石也无一保留。

那么现存融水苗族自治县的那方碑又是怎么回事呢?

北宋末、南宋初，有人把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怪罪于王安石变法，要“修复祖宗故事”，“讲孔孟之正道”。

宋高宗刚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大力尊孔崇程(程颐的儒学)，且大开党禁，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由奸臣蔡京弄出来的“元佑奸党”得以昭雪。被列入“元佑党籍”的保守派官员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佑忠贤”，高宗还为司马光等人大翻其案。

被迫害几十年而耿耿于怀的元佑党人后裔，在扬眉吐气之日，竟有重刻旧碑以泄怨愤者，这样的碑刻现存的仅有两件存世:一件在桂林，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党人”梁焘的曾孙梁津雇工匠刻于龙隐岩石室内，字体为八分书，字迹有三分之一已经漫漶，只能称之为古董，无多大文物价值;另一件在融水真仙岩内，是“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嘉定四年(1211年)所刻。

元佑党人获平反后，官为朝奉郎权知融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的沈暐，照家藏原《元佑党籍碑》拓本字样刻碑，置于老君洞内。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碑额“元佑党籍碑”五字是宋徽宗手写真书，第二部分碑序和第三部分党人姓名，是蔡京手笔，第四部分为碑跋，为沈暐所撰。

融水的这方存碑颇令世人关注，虽说在文革时曾被用来盖粪坑，后来在搬动时下端约三分之一处又被弄断，但对整碑和字迹并无影响。

说它是宝贝，属国家一级文物，因为它是珍稀之物: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的“墨宝”;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都是难得的真品。

就《元佑党籍碑》的内容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只是北宋时期朝中朋党之争的一片断记录，类似的党争我国历史上曾有东汉之党锢，唐代牛、李党争，宋代的“元佑党人”也只是历史上的一桩党争事件，这类事情之后的各朝各代几乎都有发生。

光是碑文内容没有多大文物价值，但此碑不可因事而废，其可贵之处是它留下了一代书法高手赵佶和蔡京的真迹，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