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矗立着一块黑色的古碑——“南诏德化碑”,被誉为“云南第一碑”。碑高3.97米,宽2.27米,厚0.58米。正面刻碑文40行,约三千八百余字,仅存残破碑文256字。碑阴刻书41行,详列南诏清平官、大将军、六曹长等职衔和姓名。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碑文仅存八百余字。
“德化碑”之碑文相传为南诏清平官郑回所撰,唐流寓南诏御史杜光庭书写,二者均存争议。碑文主要颂扬了阁逻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以及历次战争的缘由和经过,表明了叛唐的不得已和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该碑对研究云南民族史、西藏地方史都是宝贵的实物资料。
碑立于唐“天宝战争”之后,当时南诏国主阁罗凤在太和城全歼唐朝大将李宓10万兵马,以全胜之势,展高远之望,勒石铭功,并在碑文中切切痛陈迫于唐将淫威不得不兴兵反唐的原委和期望修好附唐的心曲,写得气势雄阔、才情超绝,是滇碑中难得的妙文。
阁罗凤叛变原委
南诏立国之后,实力渐强,意欲东扩;唐王室既要联合南诏,又不愿其强大,矛盾由此产生。
天宝年间,杨国忠等奸臣当道,“欲求恩幸立边功”,穷兵黩武,朝廷腐败,对边疆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处理错误,政治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王阁罗凤按惯例赴云南(今云南驿)谒见时任云南(今姚安)太守的张虔陀,而其妻竞受到张虔陀的侮辱,阁罗凤十分愤怒,上表控告,但朝廷不置一辞,于是阁逻凤起兵问罪,杀张虔陀,攻城夺地数十处。
第二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8万攻打阁逻凤,阁罗凤派人前去陈述原委,“切陈丹款,至于再三”,表示愿再置府城,归还俘虏,但鲜于仲通狂妄自大,“褊急寡谋”,不许讲和,“唯言屠戮”。
阁罗凤面临强敌毫不畏惧,当机立断,联合吐蕃,大败唐军于西洱河,鲜于仲通“逃师夜遁”,损兵6万。南田受吐善封为东帝,立国号称大蒙。
唐王朝不接受教训,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又遣大将李宓率兵10万出击南诏。经过激战,唐军覆没。
这即是有名的“天宝战争”。
阁罗凤的政治远见
阁罗凤虽然数败唐军,声威赫赫,国力强盛,但他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南诏的根本利益考虑,不愿长期与唐王为敌。
他又是一个善于进退的谋略家,以全胜之军,为唐军将士裹尸收兵,“祭而葬之”,并令人撰文,详记天宝战争的前因后果,陈述不得已而反唐的苦衷,此文刻于巨碑之上,立于都城之中,这就是《德化碑》。
胜利者而取低姿态,战胜者而倾心归附,阁逻凤的作为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非但勒石刻碑以诉衷情,围绕天宝战争,阁逻凤还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后患的措施,他将唐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建成一座“大唐天宝战士冢”,即习称的“万人冢”,岁时祝祭。另于苍山斜阳峰麓修建“唐李公之庙”,即习称的“将军庙”,祭祀唐军阵亡主帅李宓及部将。如此等等,足见阁逻凤用心之深。
这些作为,为以后南诏与唐王的修好,安定边疆,统一祖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与唐修好
阁罗凤死后,其孙异牟寻立为国主,即遣使三路入成都,请求归返唐室。唐王朝此时兵相连,国力大减,痛定思痛,不得不面对现实,接纳南诏。
回首往事,总结经验教训,宰相李泌认识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承认过在唐而不在南诏,因此提出“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臂”的方略,为唐德宗接受。
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派袁滋为特使持节来册封南诏王,这是在《德化碑》树立之后28年的事,自此,南诏重归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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