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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督责书》原文及翻译

《行督责书》原文及翻译



行督责书

李斯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译文

贤明的君主,必将是能够全面掌握为君之道,又对下行使督责的统治术的君主。对下严加督责,则臣子们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这样,君主和臣子的职分一经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明确了,那么天下不论是有才德的还是没有才德的,都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贤明的君主啊,又怎能看不清这一点呢!

所以申不害先生说:“占有天下要是还不懂得纵情姿欲,这就叫把天下当成自己的镣铐”这样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讲不督责臣下,而自己反辛辛苦苦为天下百姓操劳,像尧和禹那样,所以称之为“镣铐”。不能学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推行督责措施,一心以天下使自己舒服快乐,而只是白白地操心费力,拼命为百姓干事,那就是百姓的奴仆,并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这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别人为自己献身,就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让自己为别人献身,就自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献身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贵;之所以讨厌不肖的人,是因为不肖的人自己卑贱。而尧、禹是为天下献身的人,因袭世俗的评价而予以尊重,这也就失去了所以尊贤的用心了,这可说是绝大的错误。说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镣铐”,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这是不能督责的过错。

所以韩非先生说“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家中没有强悍的奴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判刑。撒灰于道是轻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轻罪。轻罪尚且严厉督责,何况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非先生又说:“对几尺绸布,一般人见到就会顺手拿走,百镒美好的黄金,盗跖不会夺取”,并不因为常人贪心严重,几尺绸布价值极高,盗跖利欲淡泊;也不是因为盗跖行为高尚,轻视百镒黄金的重利。原因是一旦夺取,随手就要受刑,所以盗跖不敢夺取白镒黄金;若是不坚决施行刑罚的话,那么一般人也就不会放弃几尺绸布。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达百仞,而跛脚的牧羊人却敢在上面放牧。难道楼季把攀越五丈高的城墙看得很难,而跛脚的牧羊人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很容易吗?这是因为陡峭和平缓,两者形势不同。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长掌大权,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而是在于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精于督责,对犯法的人一定严加惩处,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现在不制订防止犯罪的措施,去仿效慈母养成败家子的作法,那就太不了解前代圣哲的论说了。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去给天下当奴仆还能干什么呢?这不是太令人悲伤的事吗!

更何况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任职,那荒诞放肆的乐趣就得中止;规劝陈说,高谈道理的臣子在身边干预,放肆无忌的念头就要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受到世人的推崇,纵情享受的娱乐就要放弃。所以圣明的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掌统治大权以驾驭言听计从的臣子,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自身尊贵而权势威重。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这样,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臣下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因此才能卓荦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而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所以,有人说:“帝王的统治术是简约易行的。”只有贤明君主才能这么做。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实行了督责,臣下才能没有离异之心,天下才能安定,天下安定才能有君主的尊严,君主有了尊严才能使督责严格执行,督责严格执行后君主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满足之后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君主才能享受得更多。所以督责之术一确立,君主就任何欲望都能满足了。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术,也可以说了解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即使申不害、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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