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远古人治学,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然出身贫困,但依靠个人的发奋用功,终于有成;二是凭借着家庭传统的深厚积累和有利条件,加上自己的勤勉用心,由此获得了新的业绩。《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张彦远高祖张嘉贞、曾祖张延赏和祖父张弘靖,都官至宰相,他们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士大夫一样,都雅好书法。对张彦远产生直接影响的,则主要是他的祖父张弘靖和父亲张文规。
张弘靖学魏晋人书法,不拘泥于门派流别,多有心得。他初从钟繇入手,后改学王羲之,再改学王献之,“书体三变,为时所称”。他继承了张氏祖上收藏历代书法名画的家风,将所得俸禄,除了养家、施舍之外,其余均用于购求书画。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一度使家中的收藏得以与皇家内府相提并论,以致连皇帝也不免眼红。
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宪宗居然下诏索要张家收藏的名画法书。张弘靖慑于皇威,哪里还敢违抗?只得将家藏书画中的珍品名迹一一进献。到了张彦远懂事的时候,家藏书画已经在各种名义的“进奉”和历次战乱中散失,“传家所有”,已是“十无一二”了。
张彦远的父亲张文规,官至桂州、管州观察使,张彦远从小受到家庭影响,在书法方面很有长进,擅长隶书,尤其喜做八分书。尽管他自己说“自幼及长,习熟知见,竟不能学一字”,但后人对他书法的评价是“落笔不愧作者”,可见是具有相当功力的。
优越的家庭环境给张彦远创造了一个常人无法比拟的学习条件,但他认为不能在书法创作上有所发明,为此曾“夙夜自责”,甚至引为“终身之痛”。所幸的是,家藏书画虽已“十无一二”,但鉴赏收藏的学问却不会随着这些书画的流散而消失。张彦远从小耳濡目染,在这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日积月累,练就了一双“法眼”。
他自称对于“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此时朝廷倒也不再要张家进献什么了,张彦远得以根据硕果仅存的传家之宝,悉心研讨书学画理。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古以来,名画法书流传虽多,但许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此也没有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
战争、动乱的破坏,足以使大量珍贵书画毁于兵火之中;公家和私人尽管藏而宝之,却往往因不得其人而产生不辨好坏、不明真假的流弊;至于有些人假收藏之名,行“藩身”之实,以名家之画作为加官晋爵的手段,乃至成为一时风气,这就更值得后人引以为戒了。所有这些,张彦远认为都会给绘画艺术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为此,他萌发了编写一本记述历代画家、作品的著作的想法。
在《历代名画记》成书之前,已有不少画史、画评著作,但几乎没有一种能够为张彦远所满意。他对这些著作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浅薄粗陋,过于简单;二、疏漏遗脱,难以征信;三、片面偏颇,失之真实。
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他对这些著作的某些偏见,不过,就流传至今或在《历代名画记》中保存了部分片段的那些内容来看,张彦远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以往的画史、画评水平并不很高,内容过于简略,这是可以肯定的,这样,显然难以反映前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实际面貌。
尤为张彦远所关注的是,对于二三百年之间的唐代绘画,无论描述发展历史,还是品评画家特色,竟没有一本著作能够做到详细而准确地加以反映。因此,休说这与唐代绘画的发展趋势大相径庭,就以收藏、鉴赏的需要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张彦远出于“明乎所业”、“探于史传”的目的,根据所见所闻,搜集了先秦至隋唐的300余位画家的小传和创作特色,旁求错综,编次诠量,遂以“心目所鉴”,“撮诸评品”,终于在唐穆宗大中元年(847年),撰成《历代名画记》10卷。这一年,距盛极而衰的唐王朝灭亡,正好还有50年。如果按照所推断的张彦远的生卒年代来看,那时他仅仅三十余岁。
此前,他又根据自己对书法艺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所得,“采掇自古论书凡百篇”,编成汉魏至隋唐的书论汇编及著录历代法书流传情况的《法书要录》10卷,集中了不少他在日常生活中与书画鉴赏有关的《彩笺诗集》也已问世。这两种书,前者至今尚存,后者早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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