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
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将近半数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等等。
唐代曲子也有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
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发展
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
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
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
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
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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