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为什么能够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

战国时期，诸侯为从多方面摸索统治经验巩固政权，多对各家学派都兼而礼之。有些诸侯国的君主还创办了学术活动中心，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稷下学宫就是齐国官方创办的一个学术中心兼政治咨询中心。因设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稷门附近，故称稷下。稷下学宫建立于齐桓公（田午）之时，历经百余年（公元前4世纪中叶～公元前3世纪后叶）而不衰，齐宣王时最盛。

稷下学宫何以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

齐鲁一带自西周以来一直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儒、墨两家思想都发源于此，因而出现稷下这样的文化学术中心并不是偶然。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各种思想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国土辽阔而信息传播手段还很原始的古代中国，如果没有给各地文人学士提供直接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要想形成百家争鸣的蔚然大观，是十分困难的。

史书称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姜太公“修政因其俗”，其阔达好议之风受到尊重而保持下来。田氏治齐之后，为争取民心，继续推行“修为行赏，亲于百姓”的政策，当权者对民众舆论十分重视。正是在齐国的原始民主和自由气息还相当活跃的社会环境下创办的稷下学宫，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是出于招徕天下贤士的政治目的。但一经创办，其实际意义便超越了目的本身。它为学术思想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学者间的了解和交流，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

稷下学宫不主一家，对各派兼容并包，因而汇聚了来自列国的知名学者，齐国统治者采取优容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使学者们在这里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从而保持着学术和人格的独立。这些学者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虽然获得了显爵和优厚待遇，但并不担任具体官职，而是专门议论政事得失，这就是所谓的“不治而议论”。

兴盛时期的稷下学宫容纳了当时如儒、墨、道（黄老）、法、名、兵、农、阴阳、纵横等几乎所有学派，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来此游说和游学，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邹奭、田骈、慎到、申不害、接予、环渊、彭蒙、宋钘、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荀子等。

尤其是荀子，15岁时即游学于齐国，曾经三次担任过稷下学宫的“祭酒”(最高学官)，是稷下学宫名声最为显赫的学者。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稷下之学的熏陶，熟悉各家之学，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最终批判地总结了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

稷下学宫的特点

作为战国时期学术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游学为主，来去自由

游学是来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及弟子们的主要活动形式。既有如荀子的个人游学，也有如孟子之徒的集体游学。齐国统治者对于天下游士，来者不拒，去者不止，还欢迎去而复返。稷下先生之所以来去匆匆，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名望的学者在各诸侯国都受到尊重和礼遇，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物质待遇，而是统治者能否采纳其道、接受其谏，一旦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立即离去。稷下师生的来去自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各国学术相互交流。

各家并立，平等共存

虽然齐国统治者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对诸子之学的取舍有所侧重，但对各家学派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限制。如孟子的仁政学说，在齐威王时没有被重视，这并没有削弱孟子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曾引起朝野上下的思想震动，后来当权者对其兴趣大减，但仍允许其广泛传播。总起来说，无论稷下诸子持何种学说，是否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都能在稷下存在发展。

百家争鸣，自由辩论

各家学派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为求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为齐王所采纳，为社会所公认，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稷下学者大都有出色的口才，淳于髡以“滑稽多辩”著称，孟子“好辩”，是当时著名的雄辩家，田骈人称“天口骈”，邹衍号“谈天衍”，都善辩名析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稷下的“文学游说之士”没有不善辩的。

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既有不同学派之间的论战，又有学派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纷争；既有同辈学者之间的探讨，又有先生与学子之间的对话；既有学者之间的研讨，又有学者与当权者的论辩；既有面对面的交锋，又有书面文字上的切磋。学宫中还定期举行学术聚会，称为“期会”，主要内容就是演讲和辩论。人们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的。

稷下学者讨论的问题也是相当广泛的。上至宇宙洪荒，下及人事幽微，举凡哲学、政治、经济、军事、道德伦理，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比如，天人之辨、世界本原之辨、名实之辨、性善性悉之辨、德治法治之辨、本事末事之辨、用兵寝兵之辨、王霸之辨。上述八辨是战国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可见稷下学术活动对战国百家争鸣全局的重要影响。

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

稷下学宫学术自由的环境，培养了稷下先生们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见诸史书著录的有《管子》86篇，《慎子》12篇，《田子》25篇，《接子》2篇，环渊《上下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邹奭子》12篇，《宋子》18篇，《尹文子》2篇，《孟子》7篇，《孙卿子》33篇，《韩非子》55篇，《鲁仲连子》14篇等等。

同时，在稷下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百家之学的理论优点通过争鸣得以显现，为大家所首肯和吸取，缺点也充分显露，为大家所诟病和规避。各家学派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又互相启发、互相借鉴，学术思想呈现出交融、趋同、综合的趋势。无论稷下的哪一学派，其学术思想中都可以看到其他学派的踪影，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新的流派。例如，黄老之学、荀子之学、精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等。

在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稷下学宫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议学议政的讲坛。在它建立之后，其它地方的各类门馆相继出现。例如燕国政府创办的武阳学馆，战国四君子门馆、吕不韦门馆等。这些门馆也聚集学士，设置私学，开展学术研讨，成为一个个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学术活动场所。它们之间人才相互流转，彼此推动，逐步形成以稷下为中心的全国学术网络。